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Отец в моей памяти. Интервью с Ли Иннань. (Кит.)

李立三之女李英男回忆——我记忆中的父亲李立三

王信霞

编者按:今天是中国共产党早起工人运动领导人之一的李立三同志诞辰111周年。李立三的一生,大起大落,复杂坎坷,极具传奇色彩。记述在历史上的李立三到底是什么样子?李立三之女——北京外国语大学博导、俄语中心主任李英男教授为大家讲述了一个真实的、生活中的李立三。

 

妻子眼中的“权威”,女儿眼中的“民主”,

“记忆中,父亲是一位重要的中心人物。在家里,包括我的妈妈,都得围着他,以他为中心,那是‘绝对’的。譬如,爸爸休息的时候,妈妈总会吩咐我们不要吵;爸爸看书的时候,妈妈会叫我们不要打扰;爸爸在家里开会的时候,妈妈则叮嘱我们不要进他的房间……,所以,印象中爸爸就是我们家里的‘权威’”,身着绿色上衣、皮肤白皙的李英男教授告诉记者,虽然她从小就生活在父亲身边,但自她跟母亲李莎回国后,对父亲的印象才开始清晰起来,“也许因为爸爸的工作很忙,妈妈李莎总是叫我和妹妹不要随便打扰爸爸。”

谈起父亲,她的眼中洋溢着钦佩的神采。“虽然父亲比较忙,但只要一有空他就会找我们玩。饭后他总会以桌谈的形式和大家聊天,傍晚时又会领着我们绕着北海公园转一圈,回来后他则去办公室继续办公”。李英男继续温馨地回忆着,“父亲特别喜欢和我们大家在一起,当我已经十几岁懂得东西多一些的时候,爸爸和我谈话、交流也开始多了起来。每晚睡觉前,我们总喜欢坐在他的床边听他分析国际形势,当然他总会先让我们说,再帮我们分析。其实父亲对我们是很慈祥、很民主的,并不是那种严父,他很少用那种训话或告诫的口吻和我们说话。记得当时有很多爸爸的战友或同事的孩子都很羡慕我们,说我们家里的气氛真民主,一点儿也没有一般家里两代人之间的距离感。”

“也许是因为父亲在国外的时间较长的缘故,他总喜欢我们在桌边漫谈的形式交流,交谈中他总会问我们看过什么书”,李教授无比激动地说:“记得50年代苏联出现了人造卫星,那是国内出现了一股‘天文热’。由于我们从小就是学俄文的,经常会读到这些科普读物,爸爸也会向我们问这些问题。我就和他讲讲星球、太阳系、行星什么的。也许他就是想通过我们的口,从我的转述中知道更多的东西,因为他不可能什么书都读。”

 

关心工人生活,视察时检查工厂的食堂和厕所

20世纪20年代李立三就开始搞工人运动,关注他们的生活。作为我党早期的主要领导人之一,李立三是我国工人运动的先驱,曾担任工人运动领袖。

“每年夏天,父亲去外地工厂或企业视察时,总会带着我们去,他希望我们拓宽我们的视野,让我们了解更多一点外面的生活”,说到这,李英男教授停了一会儿,似乎在整理自己的思绪,而后她接着说:“记得1950年的时候,我们要跟着父亲从北戴河去秦皇岛看码头、看那里的玻璃厂(即现在的耀华玻璃厂)。1951年去青岛的时候,不仅去了纺织厂,还上了军舰,那是我第一次上军舰,也是最后一次。那时的我只有八、九岁,印象最深的就是我当时用俄文和军舰上面的苏联顾问进行了交流,这引起了所有船员的注意。”

“父亲每次去工厂,特别关注工厂的工人生活状况、工人待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。考察时他总是要重点检查两个地方:食堂和厕所。他要去工人的集体食堂和工人们一起吃顿饭;他也会去工人厕所看看这里的卫生情况。”也许因为李立三是搞工人运动出身的,他总是关注着当时各工厂的工人待遇等问题,这也许是他建国后出任全国总工会副主席的最根本原因。

 

兴趣广泛、热爱家庭,偶尔也有“心眼小”的时候

现实中的李立三兴趣广泛、关心家庭、热爱生活。“父亲总会在空闲的时候带我们一大家子去看看电影、演出、话剧,也看画展和芭蕾舞,就连篮球等体育比赛也常带我们去看;他一直注重我们的素质培养,关心我们基础知识的学习及良好学习习惯的养成。由于父亲的湖南口音太重,他担心自己要是和我们说汉语,会把我们带坏,所以从小就和我们讲俄语,一直到上大学,我和父亲从来没用汉语交流过。”她兴奋地告诉笔者,她知道父亲李立三这么做是想让她学好俄语,将来为社会做贡献,并没有现在所谓的个人发展的考虑,但是现在的她显然是“尝到了甜头”,所以她从小也是这么培养她的两个儿子的。

“我们的家庭生活也很有意思。小时候,我们和奶奶、姥姥一起生活。由于奶奶是湖南人,姥姥却是俄罗斯人。生活习惯相差太多,但父亲考虑得都很周到”,李英男饶有兴趣地说,“我们家用餐时,总是很‘麻烦’。每天中午我们吃俄式菜,晚上吃湖南菜,另外给姥姥和奶奶单独准备,姥姥要多加点奶制品,奶奶则多放两个辣椒。”

“奶奶、姥姥的生活习惯倒是好解决”,她接着说,“其实父亲有时候也很有‘火气’,记得爸爸妈妈新婚不久,就去黑海之滨去疗养。妈妈比较年轻,她比爸爸小14岁呢,那时候她比较爱跳舞,父亲却不会。在苏联,几乎每天都会有些小舞会,妈妈又总愿意参加,谁请她,她就和谁跳,爸爸坐在那儿直憋气,一次两次还行,终于有一天爸爸爆发了,可是妈妈觉得跳舞很正常,没什么,甚至还不理解父亲爆发。后来,父亲对此没办法阻止,干脆也去舞蹈组学跳舞去了,这样就顺理成章地成了妈妈的唯一舞伴。”她笑着告诉笔者,他的母亲李莎后来不止一次地和她聊起了这个话题,“妈妈说,刚认识爸爸的时候,爸爸显得文静、持重,她不知道这是中国人在开始时总会有些含蓄的传统,后来知道他真实的性格反倒更喜欢,当然随着爸爸年龄的增大,他的这些‘火气’和棱角也就渐渐消磨了。”

 

19461949,父亲紧张而忙碌的工作

1946年元月,李立三离苏回国,任军调部东北3人组成员、首席代表。“父亲回国后首先去延安见了毛主席、刘少奇、朱德等领导人,后来又去南京见了周恩来,当时中央就给他安排了这个工作。”李英男告诉笔者,这些虽然不是她直接的记忆,但是由于她母亲李莎在接受采访和写文稿时总是用俄语,所有的翻译工作都是她做的,所以她也很清楚这些事情。“1946年夏,父亲去了哈尔滨,参与了同美蒋反动派发动内战阴谋的斗争。直到1946年秋,他才结束了工作。接着他又去东北局负责对外联络工作,担任对外联络部部长、城市工作部部长,参与了长春和平解放的敌工工作。1948年夏,父亲主持筹备在哈尔滨召开的全国工会第六次代表大会,从此又开始主管工会的事情。20年代他就是全国著名的工人领袖,多年后又重新回到工会工作,他非常高兴。”

“父亲在1948年底从沈阳去西北坡参加会议,他是作为东北局的代表。后来毛主席要求父亲和他一起进北京。4月初,我和母亲也来到了北京”,回忆着李立三回国后的工作历程,李英男的眼角开始有点湿润,“进城后父亲主要负责全国总工会、劳动部的组建及新政协筹备会, 另外也承担其他一些工作。记得刚到北京的时候,我们赶上了国共谈判,那时是张治中带队来的,国民党代表团住在北京六国饭店。由于代表团成员中有好几个是湖南人,其中刘斐还是父亲小时候的同学和密友(上世纪80年代我们还专门拜访过他), 因此父亲虽没有在会场参加谈判,但却在会下协助周恩来做了很多国民党代表团的工作。当时我们也住在六国饭店。因为我妈妈是苏联人,父亲生怕外界会有各种猜疑、对谈判产生不利影响,所以对妈妈下了禁令,不让她随便出屋露面。”

 

参与新政协的筹备工作,出席开国大典

新政协的筹备工作,开始于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出的“五一”号召。“中央进城时,大部分人都是农村工作、军队工作经验多,而具有工人运动经验的人少,所以父亲当时是作为工会首席代表出席新政协的”。当笔者问及李立三1949年参与新政协筹备工作及出席开国大典的具体情况时,李英男告诉笔者由于她当时年龄小,记忆中只剩下了几个最深刻的片段。“建国时,我印象最深的就只有新政协和开国大典两个片段。记得有一天,爸爸拿回了好几个国旗、国徽的方案,还是彩色的,爸爸还问我们喜欢哪一个?”

虽已记不清楚当时选择了哪个图案,出于儿童的天性,李英男对此的记忆却很深,“后来听身边人说,父亲还曾和毛主席一起去火车站接宋庆龄先生来北京呢。”她接着补充道:“开国大典给我的印象也非常深刻。为了看开国大典,我们提前一天就住在了北京饭店。10月1日,天还没亮我们就起来了。父亲被安排到了天安门城楼上,与毛主席隔一个人而立,妈妈则被安排在下面的观礼台上,和苏联代表团一起观看,我和妹妹就在北京饭店的阳台上朝外看,虽看不清楚天安门城楼,但是等待在长安街上准备出席开国大典的解放军战士、骑兵与战马、装甲车却俨然可见,现在回想起依然历历在目。毛主席的讲话至今还时时回荡在自己的耳边。”

建国后,李立三虽然是全国总工会副主席,但因担任主席的刘少奇同志还兼有其他的工作,所以工会的很多常务工作都是李立三处理。李英男还告诉了笔者一件事:“朝鲜战争爆发后,为了防止美国人来中国狂轰滥炸,我们国家成立了防空委员会。因为当时国内没有具备这方面经验的同志,就请了一些苏联顾问。后来国务院还专门商量防空委员会的负责人问题。由于卫国战争时爸爸在莫斯科,德国人开始轰炸莫斯科时,父亲就曾作为搞防空的一普通名工作人员值过班。会上,周恩来想起了父亲,他说:‘立三,你有这方面经验,我们都没有,你就来负责吧。’”就这样,李立三负责起了防空委员会的工作。

 

国际化大家庭  北外俄语“小研究室”

在接近采访尾声的时候,李英男教授谈起了她的家庭情况。“我的爸爸是湖南人,奶奶和我在一起,姥姥和妈妈都是苏联人。我们几个孩子都是搞俄语的,北外俄语研究室的同志曾说‘你们家完全可以组成一个小俄语研究室’了”,她笑着告诉笔者:“妈妈在北外工作了50年。十年前,为了表彰妈妈在俄语教学方面的工作,世界俄语教师协会授予她一枚银质的普希金奖章;几天前,这个国际组织也授予了我这个奖章,母女二人同授这一嘉奖,在中国的俄语教学历史上还是第一次呢。”

最后,谈到《人民政协报》的时候,李教授告诉笔者:“我的爸爸李立三参与了新政协的筹备工作,后来历任第三、四届全国政协常委。妈妈李莎是第六、七、八、九届全国政协委员,我本人也曾经是北京市政协委员,所以,我与《人民政协报》还是有渊源的呢!”

 

 

(人民政协报,2010年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