Home » Ли Иннань » О себе » Немного воспоминаний: о себе и о других » Барышня в институтском кампусе (кит.)

Карта сайта

Барышня в институтском кампусе (кит.)

“洋小姐”进校园

Без названия1

1960年我读完中学从莫斯科回国,为了提高汉语水平进北京女十二中学习。1962年通过高考,被北京外语学院西班牙语系录取,踏入北外校园。

我虽然在国内长大,但因家庭语言是俄语,而且从小学到中学读的都是苏联学校,所以俄语与汉语相比一直站领先地位。回国后正赶上苏联专家被撤走,有人建议我去国际台等单位做俄语工作,但我觉得上大学是人生必经之路,一定想拿到大学文凭,于是在古巴革命影响下把北外西班牙语系填为第一志愿。理想实现了,我当然感到欢欣鼓舞,然而我当时并没有意识到,这是我一生中重大的转折点。

我从小生长在一种比较封闭的优越环境、一个“俄罗斯小世界”里,对中国传统文化、交往方式、广大老百姓的生活几乎一无所知。加上60年代特殊的政治社会背景(当时我国贫困落后局面还严重,政治上、思想上的清规戒律比比皆是),对我这个想融入中国社会的“洋小姐”增加了难度。

刚进北外时,我还是一身“洋打扮”:身着花裙子,脚踏人字拖,头上梳着大纂儿,手里提着小皮箱。第一次进魏公村东门时,马上就被门卫喊住,盘问了一大阵,以为是什么来路不明的“洋人”(当时还没有“老外”一说)蓄意窜进校园里。在北外射入我眼帘的有许多从未见过的景象、许多陌生的事物。那年有大批工农出身的新生进校,不少人来自条件十分艰苦的农村,有些人还穿着草鞋,衣裳破烂,连汗衫上都是一层又一层的补丁。我第一次发现针织内衣还能打补丁,觉得很新奇。来自城里的同学生活也很拮据。记得第一次班会讨论的是补助问题,决定给两位北京同学申请每人十几块钱的补助来增添一些寒衣。这件普普通通的事令我感到吃惊:原来首都北京也有人买不起棉衣呀!

Без названия2

北外校园当时的景色也非常特别:球场、操场、大运动场,甚至过道两旁,统统变成了粮田。在蒙蒙月色下,运动场上沙沙地掀起麦浪。“这是为什么?”我心里纳闷。原来在三年困难时期,这是“以粮为纲”的具体落实。北外这一弹丸之地打下的粮食自然解决不了多少问题。食堂的伙食受到严格的定量限制,学生定量每月30斤,每人发给粮本,攥在手里去食堂排队,吃多少划多少,但一天不能超过一斤。我因为肚子里有油水,每顿只吃1-2两饭,定量绰绰有余,可饭量大的同学、尤其是男生,老觉得吃不饱。同学们看我只盛小半碗饭,总要问:“能吃得饱吗?”

食堂的环境和现在的学生食堂大不一样。昏暗的大厅摆着一排排方桌,却连一把椅子都没有,学生只能站着吃,只有教职工食堂里才能享用坐着吃的权利。进校前,父亲一再叮咛:要注意群众影响,努力和同学们打成一片,不要搞特殊化。说实话,对父亲这些嘱咐我当时还不太理解,有时还有些抵触,虽然不得不顺从,但尽可能想保留自己的个性。比如一个简单的问题——用什么勺子吃饭?我还真费了一番心思。同学们用的都是粗制的铝勺,我看不惯;家里用的是西式银勺,又太特殊,没法拿到学校。想来想去,最后采用“折衷的办法”,选择了俄罗斯传统的大木勺。同学们诧异地看我时,我便理直气壮地解释道:“这是苏联农民惯用的东西”。心想:“农民用的东西总不能说是资产阶级习俗嘛”。结果这种大木勺使我在全校出了名。

60年代初最困难的时候,城乡居民普遍挨饿,很多人得了浮肿病,这种境况我没有赶上。1962年入学时,国内经济形势已有所好转,食堂每周两次还能吃上肉菜,每天两顿有白馒头或白米饭。对这种伙食本身我倒没有什么怨言,但时不时地感到嘴馋,想吃点甜点,又怕同学们说。该怎么办呢?我想出了一个办法:到附近小商店买一块巧克力,午饭后夹在馒头里悄悄啃下去,觉得是莫大的享受。

入学后,一开始住东院5楼,没多久又搬到6楼3层朝西的一间宿舍。现在位于此地的是新建的行政楼,除了外观——灰色砖墙有些相似之处,内部结构却呈现现代化的特征,今非昔比。每每我有事来这里,总要抬头向西墙3层窗户望去,原来6楼的样子顿时浮现在脑海中。当时3层东头是男生宿舍,西头是女生宿舍。房间里有3张双层木床,2张桌子和几个凳子。同屋们喜欢在桌边温习功课,我则更愿意圈着腿、背靠枕头坐在床上,安排一个自己的小天地。

铺床是考验我的一个难点。在家里按

照俄罗斯习惯把被子摊开、盖上床罩就是了。学校里则要求按照中国习惯把被子方方正正地叠好,这是宿舍是否符合卫生检查条件的一个重要标志。我的被子又软又厚,怎么叠也不听话,用同学们的话来说,简直像一堆大牛粪,为我们宿舍丢了脸。

最难的还是适应半军事化的学校纪律和作息时间。清晨六点电铃一响,大家都跑到外面集体做操,刮风下雨无阻挡。然后是早自习,八点准时上课,无人迟到,更谈不上缺课旷课。午休后不是上课就是开会,晚上开会或晚自习,自由时间很少。平时无事不准离校,周六下午总是安排全校大会,一直开到五六点。大会一散场,我便急不可耐地骑上自行车,飞速回家,那心理状态犹如从竹笼里飞出来的小鸟。只恨周末过得太快,一转眼就到了星期天下午,晚上七点半必须准时回本班教室晚自习。可我总要把时间拖到最晚最晚,依依不舍地离开家。我使劲儿蹬车,时不时地看表,从东单到西直门,又经过动物园到魏公村,总共用40分钟时间,七点半整满头大汗跨过教室门坎。此时,同学们都已经坐在教室里埋头看书,我一进门,大家都抬起头来瞪着我,有人还笑着对我说:“李英娜,你总是踩着电铃回来呀!”

入学前,我自学过一年西班牙语。开学后不久,听说一年级有个附中班,要按二年级课程安排教学,觉得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,可以缩短在校时间,便主动向领导提出了调班申请。恰好当时对免考升学的新生进行分班测试,我和大家一起参加,成绩合格,予以通过,顺利进入了附中班。

Без названия3

班里同学,尤其男生,都比较活泼、好动,而且各有所长:何广令爱唱京剧,李宗旬拉二胡,孔令森擅长写作,刘玉辉和班长赵锡彬是体育能将,让我这个“体育落后分子”十分佩服。女生与男生相比,当时使我感觉较沉闷一些。团支书顾慧莉严肃、认真,一丝不苟地完成自己的职责。我和她在思想上和生活中的距离很大,只能敬而远之。进班不久,吸引我的是另一位女同学姚小月。她的穿着打扮和其他女生有所不同:白色高领衫、蓝色连衣裙,头发烫成时髦发型,我觉得很好,有品位。又听说小月也是来自苏联的归国华侨,更觉得亲切,很愿意和她接近、交朋友。但小月不知为什么总是躲着我。记得,有一次在宿舍里只剩我们俩,我就主动用俄语和她交谈、拉近乎。她很不情愿地告诉我自己的一些情况,她原先在苏联伏尔加格勒上学,读完中学七年级后,跟着父母回国,进了北外附中。因为转学耽误了几年,她的年龄比其他同学都要大,当时已经二十一岁了。我请小月周末到家里玩玩,她支支吾吾,没有答应。我们俩的关系始终没有密切起来。小月在班上也总是少言寡语,显得有些孤僻。多年以后,我才揭开了她的秘密:原来她祖上是清朝时期所谓“阿尔巴津人”,即康熙年间清军在打了胜仗后被降伏的哥萨克。在北京,经皇上恩准继续保留东正教信仰,被赐给中国女子为妻,安家立业。几百年来,集中居住在东直门内北关一带, 其后代有不少人成了俄语教师、翻译和东正教神父,为中俄关系发展做出了贡献。然而,一旦中俄关系发生波折,或国内掀起排外浪潮时,“阿尔巴津人”便首当其冲会遇到麻烦。“文革”当中就有人找我调查小月一家的情况,怀疑她父亲是“苏修特务”。多亏小月他们和我们一家确实没有任何来往,否则可能会倍加遭殃。

复杂的家庭背景是本来天真无邪的青少年养成步步为营、谨慎少语的习惯,悲伤了沉重的思想包袱。

我们班的曹琳同学是个聪明伶俐、活泼可爱的少女,两只大眼睛生动、迷人。她学习成绩门门优秀,深受老师们喜欢。我和她同班5年,下乡“四清”时,还同睡一个炕上。不过,我总觉得曹琳心灵深处隐藏着阵阵作痛的伤口。她不太愿意讲家里的情况。我只知道,她老家在四川(她很爱吃辣椒),但她是怎样来到北京,父母都做什么等等,一直弄不清楚。对这些问题,她总是回避,保持沉默。我发现她的情绪有时会莫名其妙地突然低落,再三问询,也不愿意讲明原因。有一次,我看到她脸朝墙地躺在床上,大声抽泣着。这是为什么?不明世故的我,当时百思不得其解,心理十分同情,但不知如何安慰为好。后来才得知,曹琳的父亲50年代被打成右派,造成了家庭悲剧。

一浪又一浪的政治运动给人们带来了许多痛苦。

我们这个生龙活虎的附中班刚进校不久,便遭到整治。第一学期尚未结束,系领导就宣布:一年级附中班需要整顿纪律,清楚小资产阶级恶习。于是一连串班会接踵而来。根据领导下达的精神,同学们人人过关,一个接一个“深刻反省”,做自我检查。不但要求坦白交代自己的“错误行为”,还要深挖思想根源,踊跃揭发他人。检查较多的自然是调皮捣蛋的男生,他们的“错误”可多哩!不按时作息,晚上跑出去吃夜宵;进玉米地偷吃过几颗玉米棒子;抱团儿、讲义气,散步“为朋友两肋插刀”等“封建观念”。我对此很不理解,因为在苏联中学学习时,同学间“讲义气”是一条“牢不可破”的原则,被认为是体现了集体主义精神。谁要违背了这条原则,连老师都会责备的,同学们更是会愤然唾弃,把你孤立起来。记得,有一次苏联同学决定集体旷课,我是好学生,又是班长,从来没有旷过课,但迫于“讲义气”,也跟着离开了教室。现在我是不是也该对此做检查呢?

Без названия4

男生的“严重错误”还涉及到对女生的态度问题。据说,有人看见女生,就眼亮;喜欢对女生评头评足,而且还要根据长相“排队”打分呢。最严重的“罪过”则是高三那年举行的班级新年晚会。晚会上演出的节目大都“小资味道甚浓”,随后大家围绕圣诞树跳起了交际舞,还煮了一锅咖啡,大喝特喝,很有“崇洋媚外”的嫌疑。

我耳听此类揭发,眼看前不久精神焕发的同学们一个个耷拉着头,用沉重的口气做“触及灵魂的自我批评”,心理越来越纳闷:难道这些行为的确是资产阶级习气吗?父亲一直教育我,要区分大节与小节,要注意大节,信仰共产主义,真心实意为人民服务; 生活习惯是小节,不能等同于政治思想立场。为什么现在对这些小节要揪住不放呢?

我在心底为同学们打抱不平,同时也在反思,边听边暗自梳理自己此类的“过错”。我们家天天喝咖啡,年年摆圣诞树,有时还举行家庭舞会。想到这些,我这不是大巫见小巫吗!我好要不要同样做检查?反复冷静思考之后,我决定不交代、不检查。何况那次整顿主要对象是附中上来的同学,我是后来者,没有参加这些集体活动,没有必要“引火烧身”。我以家庭背景为“护身符”在那次小运动中可以说是“蒙混过关”了。然而,等待我们这一代人的还有连续不断的大大小小的政治运动,还有史无前例的“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”。“文革”一爆发,任何“护身符”顿时失灵,谁也无法“蒙混过关”了。我们大家都受到冲击,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锻炼。

 

青春时光总是难忘的,给我们留下不少值得回味思考的精神财富。

我由衷地感激我们的老师董燕生、岑楚兰、吴守琳、刘晓梅、王怀祖等,还有外国专家Maria Lecea, Ataulfo Melendo夫妇。他们兢兢业业,教书育人,给了我许多知识和启迪。我也非常感谢我们的系主任熊健老师。他献身于教育事业,爱才育才,爱护学生,认真落实因材施教的方针。1964年在他的推动下,把三、四年级优秀学生调到一起,成立了“尖子班”,其中不少人后来都成长为大使、专家等优秀人才。实践证明,这一举措是正确的,可惜在日趋浓厚的政治化气氛下很快遭到了扼杀。

我自己经过不少坎坷,从“洋小姐”变成了大学教师,通过各种磨练也总算成为中国社会真正的一员。这条漫长的路,确实一言难尽,因篇幅关系只能到此止笔,以后有机会再向大家讲述。

2011年10月  于莫斯科